“77级”的师兄们

　　二排10号是个混合宿舍。4张双层床，靠着东西墙，中间通道尽头的窗下是张三抽屉桌。我是进门右边的上铺，同学高福润（后改名高丹）是西北角上铺，其余6个铺位的主人都是“77级”的老大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同宿舍的师兄们也都渐渐熟悉起来。我下铺的大个子师兄叫张昌成，东平人，说话声音不大，慢声慢语。不知怎么搞的，正当壮盛之年，却神经衰弱得厉害，入睡既慢，睡觉也轻。我本已很注意了，其还是不止一次地皱着眉头说：“昨晚又没睡好，你翻身时轻点儿！”和我对脚的东北角上铺的师兄叫李耀柱，其入校前是聊城地区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有家室的人。其铺位大多时间都空着，但偶尔住一次，也很热闹：记得一天下晚自习后，进门便看到他躬着身子站在床上，连说带表演所谓“夹着棒槌”如何如何，不知道是说的哪位高人，引得满屋哈哈大笑。耀柱兄下铺是张兴良兄（后改名张湛），邹城人，大个儿，黑黑的，不知道是方言还是什么原因，总感觉其说话时有明显的鼻音。穿着比较讲究，尤其是那双黑皮鞋，时不时地就擦一阵儿。张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饭后，冒着小雨儿，带我去剧院看电影，演的什么片子已经记不得了，记忆犹新的是去剧院的路，也即后来相当长时间上街最近的，有一段傍着小河沟、曲里拐弯、坑坑洼洼、穿越好几个小村的泥泞路。和张兄对床的，是袁学贵兄。袁兄中等身材，白面皮儿，茌平口音很浓，字写得很漂亮。一天，其不知何以谈起了书法，那是我最早听到的关于“屋漏痕”的解说。学贵兄说话也挺幽默。一次系里组织平整校园，他与康鲁清分在一组。康师姐，大个儿，壮壮实实，一看就是个大大咧咧没小心眼儿的人，当然也像77、78级的许多师兄、师姐样，早已为人父为人母了。康师姐前边走，学贵兄边提着铁锨前赶，边说：“老康，咱又成一家了，过到一块了。”记得是校庆25周年之际，曾在系办公室遇上学贵兄，其变化之大，竟没能认出来：脱发，瘦而长的脸，左脸好像还有一明显的包。再也寻不出昔日风流倜傥的影子。但一开口，仿佛又是当年的袁兄了：“孩子多，像火车头拉着一列车皮，憋得直冒烟。不然，留校到现在也是个教授。”事后，据“77级”留校的王文清师兄讲：那年他们班的同学聚会，杨岚明便没认出袁兄来，私下对文清兄说：“咱们同学聚会，这个老头儿来掺和什么？”

　　和同学高福润对脚的，是刘向信兄，惠民今滨州人。一米七二、三的个子，白脸，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是宿舍的“杠子头”。记得一天午睡前，师兄们讨论起了马列文论中的问题，轮流向他“发难”，他真可以说是“舌战群儒”了。不过，少了诸葛孔明的儒雅、从容，但直至话语和嘴角白沫共出，也未服输。刘兄毕业后曾留校讲授写作课，在校团委工作，后来又做过山东省教育厅分管高教的副厅长，山东省经济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再后来做过山东省科技大学的“一把手”。但天不假寿，现已过世好几年了！向信兄在他们班的同学中，年纪是偏小的，求学期间尚“名花无主”。英年早逝，对家庭而言自然是塌天样的大事，对单位来说又何尝不是巨大的损失呢？惜哉！刘兄的下铺，是宁晓安兄，鄄城人，瘦高个，微驼，长脸，偏红色的面皮上像是疙里疙瘩的不那么平整。出门总爱戴副墨镜，说起话来，口清牙白，不紧不慢，有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一天中午，大概是星期天吧，宿舍里只剩了我们两个，宁兄打开话匣子，给我讲起了他在“文革”中筹办《大河报》的情景，我觉得好像听小说样的神往。

　　之所以和“77级”的老大哥比较熟，是因为有好几个老乡，如高文举，徐文柱、杨岚明、王凤林、阎增山；加之系里的一些“名人”，如系学生会主席张立华兄：瘦高个，瘦长脸，戴眼镜，春秋天披件大夹袄，肩膀头向上一耸一耸的。我们时不时地都会见到他忙碌的身影。刚入校时，不少同学都喊他“老师”，立华兄则总是认真地纠正说:“咱们是同学。”后来熟了，有人背后便戏称其为“职业革命家”。当然，之所以和“77级”师兄们比较熟，主要还是和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同过宿舍。不记得是过了一年还是多长时间了，“77级”曾调整过一次宿舍。我们屋的东北角上铺换成了朱清武兄，大个子，衣着齐整，不苟言笑，很有派头，但说起话来却很亲切，很有老大哥的风范，以致多年后在街上偶遇，都会亲热地聊上几句。听朱兄的口音应该是聊城本地人，但究竟是哪个县的，不清楚。据说朱兄好酒，有海量。已因肝病过世好几年了。呜呼！真是世事无常啊！朱兄的下铺，即原来张兴良兄的位置，换成了茌平的王宗明兄。王兄应该是他们班年龄偏大的，怕近不惑之年了吧？听说其出版过长篇小说，自然是非常景仰。景仰之余又感到非常庆幸，真没想到，竟然能和作家同处一室。记得当时宗明兄还在赶写一个长篇，我还有幸抄过部分稿子，但书名是什么，内容如何，现已没有印象了。宗明兄上等个子，大脸盘，壮壮的，看不出哪点像作家。不知是家里事多还是有其他公干，宗明兄的床铺时不时就会变成一格外刺眼的、裸露着坚硬铺板的被褥大圆桶。宗明兄的记性好像不大好，不知是他的一个什么熟人，需用一段时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他的书不知弄到哪里去了，便把我的课本借了去。没想到此后便“黄鹤一去不复返”，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可能是宗明兄只顾忙着写小说了，根本没把这小事放在心上。对如此不足挂齿之事竟至耿耿于怀，也可见我是多么小心眼了。同学高福润尽管已改名高丹，不知怎的，我仍喜欢称其原来的大号。高兄像是移到了我对面的下铺，原来宁晓安兄的位置。其空出的铺位像是再没住人，而变成了存放书籍、杂物的空间。下铺，即学贵兄原来的位置，换成了茌平的另一位老哥：周成方。周兄年龄也偏大，人如其名，敦厚方正、为人持重，从不轻易和人开玩笑，很有长者风范，喜欢跑步，锻炼。我对面的铺位，即向信兄原来的位置，换成了王忠沂兄，荣成人。王兄的“荣普”虽然也不是很好懂，但比我们班同学梁翠华、周云明的纯荣成话好懂多了。忠沂兄给我的印象是：忠诚，仗义。忠沂兄和所有的同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边念书，一边熬中药。自从搬来二排10号，门左边紧贴台阶处便多了个仨砖头支起的砂锅。其看会儿书便要起身到砂锅里搅搅冒气的中药，上课外，其基本是坐在床上学习的，是肠胃不好还是什么毛病，不得而知。多年后去威海见到忠沂兄时，他尚在市粮食部门的纪检书记位上。除岁月留下的痕迹、脸瘦了点外，身体倒是很强壮。我的下铺，是昌成兄没动地方，还是也换了其他什么人呢？死活也想不起来了，没办法。

老同学 新舍友

　　1981年春季开学后，调整宿舍，我和同学高福润搬出了与“77级”师兄同住的二排10号，“归队”住进了第三排最东头的同班宿舍。我还是进门右边的上铺，高福润是西北角下铺。我下铺是人高马大、壮得像牛样的班体育委员孙学科兄，其虽然比我年龄小，但我却习惯以“老孙”称之。我对面的床上没人住，存放着一些琐碎东西。下铺，是因事休学落到我们班由“78级”师兄变为同学的、原齐鲁科技大学教授唐济川兄。唐兄个不大，壮实；眼不大，有神；喜足球。西北角即高福润兄的上铺，是杨兆喜兄，其是胶南人，和接我入校报到的“78级”吴学先兄是老乡。因兆喜兄年龄小，尚未长够个儿，当时我们都直呼为“小杨”。但“小杨”人小脾气不小，抽空便会与我的“下铺兄弟”人高马大的老孙掐一回。彼时，他那白生生的小脸儿便会憋得通红，而老孙以手相指，早已气得结结巴巴得说不成话了：“你你你这个伙计！”有一次，老孙已经颈脉奋涨，“小杨”仍毫不服气地硬扛，我真怕老孙一时克制不住，拿拳头教训他，但，没有。不久便烟消云散，仍是兄弟。呜呼！壮得像牛一样的老孙今已作古了！作古好几年了！

左起：王中、黄祖杰、高丹（高福润）、郝明朝、杨兆喜、孙学科、唐济川 图片由作者提供

　　兆喜兄的对面，是黄祖杰兄，原济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的“一把手”。和兆喜兄一样，因其年龄小，人又长得小巧，当年也是被我们直呼为“小黄”的。其下铺，是为数不多的考高分，入校晚的王中兄。王兄瘦高个，白净，在班里也是属于年龄偏小的。其经常穿套军装样的黄上衣、肥肥的蓝裤子。学习刻苦，话语不多，文文静静得很老成。但直到学校开运动会时，我们才知道如上所说只是其素常的一面；在运动场上，我们又看到了作为一个运动健将的王兄：跑得快、跳得远，生龙活虎。其三级跳成绩名列全校前茅，百米成绩曾保持学生校纪录多年。王兄的字亦写得好，嗓子也不错，只是不轻易示人而已。

　　一天中午下课回到宿舍，王兄从邮局取回个包裹，打开，里面有封信、午餐肉罐头、火腿肠等。原来是家人给他寄来的生日礼物。当时，我感到特不理解，因为我向来听说的都是晚辈给长辈过寿，且不是一般人家，必得经济实力雄厚，儿孙孝顺、寿星亦为一方德高望重者。还从未听说有长辈给晚辈寄生日礼物的。其他舍友可能不像我那样孤陋寡闻，但事实是都像我样分享了王兄的生日礼物，却连块糖都没给他买。高兴固然高兴，至于“生日快乐”类的祝福，我印象中也都没好意思出口。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王兄过得值得纪念、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一个生日。

　　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有点少见多怪了，但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如今生活好了，晚辈给长辈祝寿、长辈给晚辈庆生的事已极为普遍，大街上随时随地都会见到拿生日蛋糕的人。跟大家一样，父母的寿诞也成了我们兄弟姊妹及孩子们每年必过的节日。当酒菜上桌，寿星戴上寿冠，摆好蛋糕，燃起寿烛，一人录像，他人打着节拍唱响“祝您生日快乐”的时候，我还是不好意思开口，总觉得爱是心里的事。但首先端起酒杯，带头给寿星敬酒、衷心恭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则是必有的环节。父母寿诞，“兹事体大”，兄弟姊妹间往往要事先沟通：如何过，在哪里过，自然不会出现疏忽，忘记的情况。反而是自己的生日忙着忙着就忘了。母亲每每会事先提醒：再过几天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别忘了下碗长寿面，打两个荷包蛋。如今母亲走了，再也没人提醒我“下长寿面，打荷包蛋”了！世事总在变化，一切都会改变。珍惜你当下所拥有的吧！

　　抱歉！因分享王中兄的生日礼物想多了，还是“书归正传”吧。当年在“八排房”三排一号居住的日子，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每位舍友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然清晰地刻印在脑海里。而当年的一次“春游”至今也是时时忆起，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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