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智文明时代展现日益清晰的图景，文科教育“软件”建设迫切需要推动人才培养理念、科学思维范式、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的创新变革：克服文理科专业人才培养各自为政的弊端，推动通用水平迭代的文理融合，培养具备数字、科技、人文等综合素养的创新型人才；适应并反映数智世界特征，推动从线性、因果性、人类中心的主体性传统思维范式向复杂性、相关性、命运共同体的思维范式跨越；应对数智技术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发展，回应文科自身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构建体现数智文明合法性新秩序的新知识、新话语，彰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是数智文明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数智文明；文科教育；创新型人才；思维范式转型；知识话语建构

作者简介：张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一部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技术革命史。从史前人类旧石器技术时代开始，历经人类文明开启的新石器技术时代、简单农耕器械时代、大机器生产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至当前初露峥嵘的数智文明时代，技术及其变革之于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乃至人自身发展所发挥的工具、规定、建构甚至控制的作用日益被意识、被认知与被确认，“技术是现代文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价值、意识形态、传统和矛盾等紧密相关”，以至于“与其说技术是按照‘需求规则’存在和发展的，不如说它是按照思想、认知的文化形式及世界观（世界图景）的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当前，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发展，一个日益清晰的数智文明时代正在来临，即数智技术持续开发、迭代更新并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且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产业新业态、商业新模式、经济新形态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与认知结构的深刻变化，并逐步生成与展现以数智技术形态为特征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人类社会文明新图景。数智文明时代的到来呼唤并推动人们思维认知图式、知识观念与价值系统或早或晚地发生深刻的变革。把握数智文明时代脉搏，文科教育的改革创新亟须深入推进。

近年来，文科教育改革聚焦新文科建设。围绕什么是新文科、如何建设新文科、如何进行新文科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大致形成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创新说，认为新文科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科的转型升级，是在“守正创新”原则指导下的一场“接续”性革命，是教育理念、发展思路、学科定位、专业布局、课程理论、技术方法和评价体系的全面创新。二是交融说，指出新文科的提出是对既有学科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具有“大文科”“跨学科”和“超学科”等基本特点，是跨越了传统学科壁垒并能为解释和解决当前人类生活中重大问题提供新的思想源头、分析框架和逻辑路径的文科，是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三是超越说，认为新文科实质是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是文科知识规训的新模式、新手段。四是中国化说，强调新文科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更好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优秀的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这些讨论及其成果较好地把握了新文科建设的政策主旨与时代精神，为新文科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方向指引与目标定位，为进一步推进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石、提供了思路。

基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成果，展望数智文明时代新图景，推进与拓展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面临并需要回应“人文式微”与“人文日新”并存、“人文化成”与“化成人文”交织的现实挑战。一方面，在世界主要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竞争态势加剧、“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的形势下，理科（在本文中，“文科”“理科”均作广义理解。在范围上，“文科”指人文社会科学，“理科”指理工农医。同时，“文科教育”既指人文社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也包括理科专业人才的人文教育。）及其教育意义彰显、前景广阔，而文科及其教育相对式微，文科有用无用、文科专业存续裁撤、文科类大学毕业生就业等议论引发再度关注。文科教育该向何处去，满足就业市场需求的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要如何推进，是面向数智文明时代“人文日新”要着力回答好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数智文明及其可预见的未来图景又为文科教育的发展注入现实动力、提供沃土、提出新要求，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化成人文”的重要发展机遇。由之，文科教育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积极求变，在人才培养理念、思维范式转型、知识话语建构与传播等重要“软件”的建设上将改革创新引向深入。

一、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与基本素养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人才培养目标决定教育实践发展的方向与任务，先进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教育实践中的转化与落实。文科教育要承担好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和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任，在数智文明时代大潮中迫切需要确立以数字素养、科技素养、人文素养与创新素养培育为基石、实现更高水平文理融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一）推进落实更高水平文理融通的人才培养理念

长期以来，在现代工业文明中逐步形成的科学社会化体制及文理二分学科建制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把文科教育仅仅看作是文科类专业人才培养之所，把理科教育仅仅看作是理科类专业人才培养之所，使得文科教育及对文科人才培养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学科体系、学科范式与学科话语等框架束缚。然而，信息文明深入推进，复杂性系统科学的提出与发展，以及贫困、反恐、难民、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地缘冲突等复杂性突出的全球治理难题，已经远远超出某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范围，不断推动问题导向、突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讨论。特别是数智技术的快速成熟与数字化、智能化在经济、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不断深化，包括人、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在内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一切事实都可以转化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并作为数据被记录、存储、分析和重组，使得过去曾经专属于文科关注领地的对象性存在普遍具有了超越文科的技术存在的属性；而“智能爆炸”即智能机器在无须人干预的情况下能不断地设计下一代智能机器或者“用人工智能能创造出更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信仰，以及数智技术赋能经济活动、地缘政治、军事运用和防疫医疗等数智化现实，迫使过去只需专注技术难题攻关的理科探索要直面与回应由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冲突、危机预防处置等重要人文关怀议题。数智技术发展的这一现实图景催生了培养通用水平迭代的文理融通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需要，推动人文素养培育嵌入理科教育、数据和科技素养培育嵌入文科教育的双向融合发展。在工业文明时代一度分离的文科教育与理科（技术）教育，在数智文明时代迫切需要实现文科教育的科技化与理科教育的人文化的统一。对此，马克思(Karl Marx)早就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二）注重数字素养、科技素养、人文素养与创新素养的综合培育

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人才培养由工业文明时代形成并流行的由简单的听说读写等一般通用文化技能与特定专业技能相结合的目标定位向信息文明时代强调文理交叉的厚基础、宽口径、综合素养培育的目标定位转化。随着数智文明时代步履加快，人才培养目标在文理交叉融合、综合素养标准上进一步拓展、丰富与升级，强调以数字技能为新基石的通用技能的培养，突出文理融通的数字素养、科技素养、人文素养与创新素养的培育。

其中，数字素养的培育尤为迫切。在“量化一切”的计算型社会和数字化生存中，文科教育要强化对学生数字素养的涵育与发展，以便“使我们不仅能与他人交流，而且能够与机器沟通。更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数字世界”。在一个数据化社会中，具备数字素养，拥有把各种各样现实转化为数据，通过数字和数学来加以解释、分析与重组的能力，将成为“如同吃饭睡觉一样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数智文明时代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通用能力。为此，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培养同样需要提供通用水平的数学、算法与编程、建模等数据分析处理方法类课程，“如果忽视数学和计算机语言，文科教育就不再完整”，“现代素质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熟悉他们所生活的技术世界，并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定量方法、数学和计算机模型以及技术思维模型的应用有经验和适应能力。”

科技素养培育的意义与价值越发突出。目前，不仅文科人才培养明显存在忽视科技素养的短板，就是理科人才培养也存在重专业技能、轻科技素养的不足。正如罗津(Вадим Маркович Розин)所言：“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自己的局限性，去认识另一种自己并不了解却带有成见地对待的世界（另一种文化），接触它并与它交流。”就文科而言，特定时代的技术文明总是事先预设、规定着文科的发展面貌，“人文学家应该明白，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中，他们对精神、人、语言或认知的热爱，并没有考虑到技术的制约性……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人文文化，我们文明的命运与工程学、设计、工艺紧密相连，而人文学家也是这种文明的产物”。就理科而言，“高等技术院校的任务并不只是培养化学家、电气专家、汽车制造专家等……我们需要的是超越专业知识范围，并且专业素养深厚的工程师”，“应该赋予工科大学的毕业生同样多的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联的概念……理解科学和技术在文化中的地位；应该对工程活动对自然和社会产生的后果负起责任，理解工程活动的人文意义”。数智文明时代，增进对数智技术与数智世界的理解、适应与运用，增进对科技素养，包括科技发展史、科技哲学或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等知识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根据萨顿（George Sarton）的“新人文主义”即“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是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科学史教育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人文主义”的开端，因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既能很好地以历史事例传达科学精神，又能唯一地反映人类的进步。目前，随着国际上科技史经历了由“分科史”向“综合史”、由理学性质向史学性质、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科技素养培育日益从理科走向文科化发展。鉴于科学技术史、科技哲学、科技伦理等相关知识跨越文理不同学科门类的本土实际，可考虑开发一门集三者于一身的跨学科综合性导论课程来实施科技素养的培育任务。

如果说科技素养对于文理科人才培养都很重要，那么人文素养亦是。然而，就改革所涉范围与紧迫性而言，理科专业人才的人文素养培育具有更突出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这是技术文化中日益凸显的人文制约性在理科专业人才培育中的映射与要求。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究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极度膨胀、技术与人文割裂。对现代性危机的认识越是深刻，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就越被强调，理科教育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去关注文科的发展阶段，“工科教育要求了解工程学导致的危机情况，分析技术活动的负面效应（对于自然、社会或人类），从科学研究到工业生产过程都要对价值、世界图景及相关观念进行分析”，“工程师本人要具备更高的通用文化、对个人活动有足够的发展性反思”，“工程师们应该看到技术所能体现的非技术性社会文化意义，包括其历史观、认识论和实践的价值”。在这一阶段，“理想的典范是完整地有机结合的人，及定位于两种文化中的人……在这种新文化中已经不存在‘人文—技术’的对立……未来的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学科领域的专家们应该掌握某些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方法”。理科教育的人文化任务目前只能由文科教育来完成。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迭代加速及其在产业、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推广运用，人们可选择的就业机会与工作类型正面临深刻变化。从工业革命的大机器生产替代人的简单重复性劳动，到信息革命的计算机普及运用替代人的大脑计算功能及相关劳动，再到数智技术革命的人工智能运用替代绝大多数人类一般性劳动，人们“未来工作的主要内容一定是那些需要人类独有技能参与其中的任务”，而“这种工作将是那些需要和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展现同理心、演示特殊技能、制造美的物品、启发年轻人，以及激发有目标感的活动”，这些独特技能的获得离不开文科教育赋能。

创新素养是21世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通用目标，是21世纪包括文科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的共同标识。素养（competences）被视为是使人恰当应对情境的各种能力或力量(powers)的聚合或表现，是在不同的现实情境中基于知识、标准、技术、程序、能力、技能、态度和价值观整合的良好表现。不少研究强调素养的调动作用，即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来满足复杂需要。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有利的学习环境中慢慢培养的，是持续的终身学习过程，具有整合、情景、持续、进化的特征。据此，所谓创新素养，意指为应对或创造性地解决特定情境中的任务或问题，个人形成创意想法，并用实际行动将其付诸实施以产生价值或带来价值增值所需要运用与调动的自身所具备的品质、知识、经验、技能、能力、态度等各种力量的集合。相应地，创新型人才就是具有高质量或高水平创新素养的人，高校担当创新型人才培养任务的实质在于培育与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素养。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创新素养培育的讨论较多聚焦于课程教学、学科建设、教材体系等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的教育教学体系要素及其供给之上，对课外活动的育人功能及其供给关注相对缺失。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区学习、本科生参与研究、实习、田野调查等课外活动或课外项目与学术成就、写作和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和高阶思维、社会发展、学业坚持和职业准备等学习结果联系紧密，并被称为“高影响实践”（HIPs，High-Impact Practices）。据此，落实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文科教育改革的关注重点也需要从单一的传统课堂教学拓展至课堂之外的各类活动，充分发挥好课堂内外、校内外教育实效。

二、 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的思维范式跨越

对个人发展而言，教育是一项“授人以渔”的事业，教会学生“怎么学” “怎么思考”远比“学到了什么” “知道了什么”更为重要。注重先进的思维范式的训练与培养，掌握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造就创新型人才、教育赋能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所在。面向数智文明时代的文科教育，在对学生的思维范式的培养上也需要从长期以来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以“线性、因果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为突出特征的思维范式向与数智文明相适应的以“复杂性、相关性、共同体”为标志的思维范式跨越。

(一)科技革命引发思维范式变革

就思维范式而言，在一定时代科教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思维范式之所以被普遍接受，归根结底在于它是对这一时代科技革命的思维认知图式，是作为这一科学革命对象化成果的世界新图景及其知识新体系的方法论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说，科技革命就是范式变革，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新范式的最终诞生及其对旧范式的取代。“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不仅仅是一项科学成就，它同时也是一种未来的科学实践将基于其上的特殊的模拟方式”。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新范式的确立“与其说是因为真，还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变”。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晦涩地表示：“历史如果不是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科学“革命通过摆脱那些遭遇到重大困难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进步……它通过背离那些既往运行良好、但却不再能应对其自身的新问题的旧框架而得以进步”，科学共同体“拒斥一个范式的决策，总是同时伴随着接受另一个范式的决策”。

回顾人类文明演进，每一次科学革命的兴发总是或早或晚地引发人类探究未知所遵循的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型。在史前口头文化时期，“历史并非顺次作用的因果链，而是使现有秩序得以出现的一系列决定性的孤立事件”，人们对随机、混乱事件的解释并非基于“自然律”或决定论的因果机制观念，而是在熟悉的事务和过程的经验框架内进行人格化的、独特性而非一般性的描述，以建构起基于群体经验的秩序、统一性及意义。在地域性人类文明时代，伴随数学、天文学、医学等人类科学史上最早建构的科学的早期发展，古希腊城邦共同体流行的基于 “假设—证明”的哲学思维模式逐渐生成。及至17世纪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牛顿(Isaac Newton)的绝对空间和统一的因果性原理被确立为思想的先验原则，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阐释被分析所取代。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拉开了全球性文明进程的大幕，所有新的领域都得以数学化，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都获得了各自的范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的起点。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普朗克(Max Planck)引入“量子”概念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引发物理学革命，不确定性取代因果律成为实在的本来面目，而贝塔朗菲(Ludwig Bertalanffy)的系统论、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和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的提出又使得同一或差异原则被有机结构所取代。

（二）转向“复杂性、相关性、共同体”思维范式

进入数智文明时代，“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了。拥有大量的和更多不那么精确的数据为我们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基于智能算法的大数据分析及其运用不再满足于随机样本，而是尽可能获得全体数据；不再追求精确性，而是承认混杂性；不再寻找因果关系，而是探索相关关系。数智技术的日臻成熟和无所不覆的运用，不仅推动产业新业态、商业新模式、经济新形态的加速形成，也终将使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认知图式进一步变革，量子物理革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非线性、模糊性的复杂思维的普适性进一步增强，获得尽可能多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成为实现大数据价值变现的主要方法，“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由之，在数智文明时代，复杂性、相关性思维范式较之于传统的线性的因果律思维更具普适意义，是大势所向，也是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要加以注重并致力于学生思维范式养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数智文明的大门越开越大，特别是自IBM的深蓝计算机在国际象棋、DeepMind的AlphaGo、AlphaZero在围棋的对弈中对人类智能的胜出以及AlphaZero向数学算法挺进、马斯克(Elon Musk)Optimus机器人的首发，人工智能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只解决结构化环境下确定性问题”的自动化仿真机器，而是被定义为应该且能够“去解决非结构化环境下的不确定性问题”的复杂生命体，而人工智能相关的宇宙生命被定义为生命3.0，即在生物阶段的生命1.0、文化阶段的生命2.0之后演进的科技阶段。数智造物构成的数智世界、数智现实还被描述为是继农业文明对物理世界开拓的第一轴心时代、自文艺复兴到现代物理学兴发的工业文明对心理世界开拓的第二轴心时代之后，围绕人工世界而展开的平行社会到来的第三轴心时代。伴随这些观念的提出及其现实性不断增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知识、价值与思维范式被进一步摧毁瓦解。相应地，去中心化的，提倡互相尊重、共创价值、和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思维范式将逐步确立。

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思维范式的沦陷早已在人类社会现代性危机中预设了结局。作为从中世纪神学思想千年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理性的确立，主体性思维对于近代以来科学蓬勃发展与工业文明狂飙猛进居功至伟，也形塑了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危机频仍、政治冷漠、社会不平等扩大、人性扭曲、价值观溃败、颓废主义兴起等现代性危机日益凸显。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高呼“上帝已死”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后现代主义大师对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主体性思维的检视与批判，曾经宣告“上帝已死”的主体性思维在解构的、碎片化的思维中被祛魅，一度膨胀的理性被拉下“神坛”，以至于利奥塔甚至对文科做出了死亡宣告。理性的制度规训与知识权力对人的自由的剥夺与背叛受到质询，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与观念日渐成为主流，为共同体思维的孕育开辟了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多元文化交流碰撞对地缘政治冲突的替代、信息技术及其日益被广泛地运用、全球化加速发展及“地球村”村民交往与依赖更加紧密，全球共同体意识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发展之中，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带入21世纪，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的成功实践，而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倡导者、主要建构者、积极践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倡导与阐述“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目前，文科教育改革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宗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迫切需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推动体现时代呼声、反映时代大势的命运共同体思维落地生根。命运共同体思维凝聚着“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四海归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及其当代性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在历经现代文明宣告的“上帝已死”、后现代思潮宣告的“人已死”之后在数智文明时代再度确立人之价值与地位，走向人与自然、人与智能体、人类世界与元宇宙等共存共生时代的智慧之路。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对命运共同体思维的把握、运用与落实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当我们关注“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时，也需要强化“师生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促进师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合作与联结；当我们关注“师生关系”问题时，也需要强化“教育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促进教育工作者等相关主体的协同与联结；当我们关注“科研绩效评价”时，也需要强化“教研学术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促进教学学术的协同与推动；当我们关注“青年教师发展”时，也需要强化“学术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促进教师队伍的梯队结构优化与和谐秩序生成。

综上，注重“复杂性、相关性、共同体”思维范式的训练与培养，促进以人、民族或国家，自然、机器或智能体，元宇宙或数智世界等多元、多极、多中心之间及其内部之间和谐共处、和合共生、共创价值、共存共荣的思维认知图式的生成，这既是适应数智文明时代，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基本维度构成，也是祛除现代文明主体性思维泛滥、在命运共同体价值秩序中恢复人的应有位置与积极作用的必经之路，更是在不确定、非线性、不可捉摸的复杂现实情境中把握战略机遇、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声音、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对于建设多元世界和谐共存的数智文明时代，具有极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三、数智文明时代文科的知识话语创新

面向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应当向受教育者传授什么样的知识话语，进而，作为文科教育的知识供给，文科传统的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如何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推进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必须正面回应的现实课题。文科教育作为人文化成即以文教化或文治教化的基本途径，履行着传播与传承、赓续与创造人类先进文明，塑造灵魂、生命与新人，培养时代需要的胜任人才的使命担当。文科的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及其所蕴含的价值与精神谱系，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答案，为建构“止于至善”的公序良俗提供方案，为抵达人类大同世界探寻道路，是文科教育所承载所传播的核心内容。“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文科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在不同时代也总会有不同内容与形式。同时，人类社会的时代演进与“人文日新”的交互作用从未间断，“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而“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数智文明时代文科知识话语的创新发展，并非只是给文科的知识话语披上一件鲜亮的“数智”外衣，亦非只是给文科的思维认知嵌入一枚可加速计算的“芯片”，也非只是对数智技术赋能的适应与运用，就其根本而言，是要在数智技术“化成人文”过程中更新与优化“人文化成”之机制与功能，是在数智技术浪潮中重新发现、定义、确立人自身的独立地位与主体价值，是在人类发展重新站在十字路口之时以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来积极回应世界之变、历史之变与时代之变。当前，迎接数智文明的到来，服务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文科知识话语的创新发展与教育供给，需要在克服“人文式微”之危中守正创新，在回应人类社会发展危机中努力推进文科知识话语创新创造。

（一）破解数智文明时代文科自身发展危机，推进文科知识话语创新

就文科自身发展危机而言，数智技术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同时并进的发展图景对现有文科造成的冲击，是当前“文科无用”陈词泛起、“人文式微”悄然滋长的根源所在。在人类科学文明演进过程中，特别是自大机器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地位的不断上升，文科的发展就伴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兴衰而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循环”轨迹。自17、18世纪自然科学“登堂入室”于大学课堂，文科与理科之间的角力就在持续酝酿与间歇爆发，“在人之科学与诸简单科学之间形成了永久的争论（前者无可遏制地要求成为后者的基础，后者被迫不停地不顾‘心理主义’‘社会学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去寻求它们自己的基础，它们的方法的验证和它们的历史的净化）”，而随着科技在产业运用中体现出的巨大创造力量，人文衰微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早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即在思考“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并将“才艺、艺术、纯文学”等古典教育视为教育中的“闲暇部分”，预言科学最终会“统治一切”。20世纪后半叶，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当一种文明不能驾驭自己的力量，即便它具有较强的控制外部环境的能力也势必停滞或衰落。乔·古尔迪（Jo Guldi）与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最近的半个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危机在每个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之际、每一次经济危机之际、每一次科技革命兴发之际，几乎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周期性困顿之时，但同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推陈出新、赓续生命活力之机。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文科无用论” “文科该向何处去”每一次被提出时，理解与把握好特定时代场景变革，并及时更新与重构人们对它的认知逻辑与知识谱系，才是回答好这些质疑、建构文科新形态的关键。

一是，要积极关切与阐释数智技术的对象化即“数智世界”及其各种新现实，推动文科知识系统及其要素构成的优化升级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数智世界及其文明形态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社会、交往、伦理、就业等领域创生的新图景，以及这些新图景对人们的认知行为与思维图式进行的新构造，对人类社会知识与价值体系赋予的新内容，对技术与人、人与机器、人类社会与多维世界、人类与存在之间的诸类关系设置的新地带，对人本身丰富性的新规定等，已远非工业文明时代孕育的文科知识系统所能描述、解释、分析、审视、预判与解决，从而意味着现有文科知识系统需要从基本概念到重要命题、从基本分类到话语表达、从具体议程到整体构造进行创新创造，也提出了将数智世界的一切鲜活质料在科学思维运动中转化生成为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解释力和证明力的新认知、新理念、新话语，进而为数智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生活提供秩序、规范与约束。

二是，要积极关切与阐释数智技术的非对象化存在与人文化趋势及其带来的种种结果，这是数智文明时代文科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将数智技术文明成果“化成人文”的时代任务。数智技术的非对象化发展是与数智技术对象化发展并行不悖的。当数智技术越是成为人类生存的自在环境，数智技术对象化程度越高，数智技术人文化趋势就越广越深，数智技术的非对象化存在就越发凸显，呈现出“技术还原于非技术” “技术似乎在消失，它不断地被活动形式、价值、精神，以及文化的某些方面所替代”的结果。目前，人工智能开发中产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例如，基于神经网络之上的超级人工智能（Super AI）一经诞生，是否应该被视作具有“人”格、尊严、权利、语言与行为的复杂生命，超级智能之间、他们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伦理该如何界定与规范；又如，马斯克致力的脑机接口（Neuralink）开发，实际上已经在产业中将“赛博格”（Cyborg）即通过机械、电子等高科技手段改造过的人类从观念付诸现实，以至于马斯克声称“人类只有一个选择：成为 AI”，等等。如此发展推进，在人类古代工具文明中盛行的“万灵论”可能在数智文明时代复苏或“涌现”，“人不再在存在的中心处进行统治”。伴随着数字技术及其特质不断向人类的行为、观念、权益、价值、精神和文化渗透，具有技术与人文融合特征的新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体系逐渐生成，最终形成数智文明时代的文科新样态。在这里，文科的发展若不能继续占领或守住自己的“阵地”，亦即不能提供对数智世界新现实的知识建构、话语阐释与应对方略，则文科的独立性将降落为依附性，最终不得不让出自己的地盘。

（二）回应人类社会发展危机，推进文科知识话语创新

就人类社会发展危机而言，数智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双刃剑效应引发了关于人类劳动、就业与生存危机、人类安全危机、世界末日危机等各种技术危机论，这也是文科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建构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关于技术危机带来的各种忧虑，是自现代科技及其推动的工业文明大发展中现代技术成果与人类本身既相互依存又谋求主导的复杂关系的人类认知反思。马克思早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时就深刻地揭示了大机器生产劳动对人的异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以及扬弃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深刻地批判了现代社会文明及其工具理性造成“单向度的人”的罪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技术危机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技术把自然和人类本身都用于为自己服务，并将他们变成了‘座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也认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代加工的原材料，无法摆脱他们所创造的技术力的控制”。技术已经从生产领域向社会组织、社会活动乃至知识与规则系统全面渗透，技术本身正在成为广义上的环境，而人们越发无处可逃。数智技术的发展更是将现代技术危机论推向了新高度：后数字化生存使得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福柯的“全景敞视”等隐喻格外生动，人越发处于被数智技术扫描、看管、监视、控制甚或批准的非自在境地，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各种风险、人类被机器人统治的末日忧虑、是阻止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还是想办法确保智能体与人类在价值、伦理上保持高度一致等困扰滋生。然而，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拒绝或阻止技术的持续发展，就意味着将使这个世界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必须选择和发展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技术”时，上述技术之问、时代之问、人类发展之问不仅是技术攻关所指，更是文科与数智文明时代同行所必须关照与回答的课题，也是数智文明时代文科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创新创造之渊薮。

各种技术危机论归根结底是对与数智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明的合法性秩序的呼唤与构造，为文科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创新创造提供了契机。“每一门人文科学的历史涌现都是正当理论或实践秩序的一个问题、需求和障碍出现之时。”一般地，合法性秩序有三个来源：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法律法规，约定俗成的“公序良俗”和社会规范，社会普遍共有的心理认知结构。数智文明时代合法性秩序的构造也面临着三重挑战：在法律法规方面，如何前瞻性地建构一个通行的法治框架来规约与引导国家乃至全球数智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使之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福祉的永恒利益。例如，针对各国竞相开展人工智能战略的“军备竞赛”，如何确定人工智能开发运用的必要疆界（禁止军事开发运用）、有效避免反人类结果且制定为所有国家所普遍遵循的国际法框架与伦理规则；又如，随着数字经济形态日益成熟，由数字及其造物所衍生出的权益如何界定、分类与保护，如何理解数字资本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有效的防范与监管，如何定义数字劳动等劳动新形态等。在社会规范方面，当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30年前就预言的电子书、交互游戏、智能手表、可穿戴定制、家用机器人等数字化生存图景业已成为现实，其一度神奇的交互设计、去中心化、数字化赋权、原子向比特迁移等箴言业已成为网民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但他所憧憬的“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并没有发生，相反“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大”“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那么，如何提倡培育与形塑一国之内或者国家之间有效防止和缩小数智技术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技术鸿沟、教育鸿沟、能力鸿沟、发展鸿沟、贫富鸿沟的良善观念与社会规范体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在心理认知结构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日益数字化、智能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判断、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也呈现出碎片化、模糊化、多元化、算法化发展，从而推动个体心理认知图式与社会心理结构的重新构造，等等。这些都是数智文明时代文科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创新创造需要担纲的任务，亦是同时代文科学者们治学问道、立功立言的使命所在，也是培养数智文明时代创新型人才最具时代性的教育内容供给与共创。

上述讨论聚焦于文科教育在对数智文明时代的积极回应中的人才培养理念、思维范式、知识话语等“软件”建设。教育教学设施改造、组织体系重构等“硬件”建设更易于操作、易于引起变化、易于讨论。与此相比，“软件”建设触及思维认知等深层次领域创新，进程更为缓慢、过程更为复杂，相关讨论向实践转化的难度更大。国外学者也观察到，在全球化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人和社会的变化速度远远逊于技术的变化速度，并感慨“大多数教育机构在技术方面的教材和设备都是先进的，而教学的方法、目标和现实仍然是落后的”。就中国而言，新文科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新时代文科教育事业提供了政策动力、发展契机与创新舞台，也提出了回应时代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的建设要求与发展任务。与此同时，继续推进文科教育赖以实施的学术组织架构的重组优化，是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硬件”建设的重要议程。人才培养目标的更新升级、科学思维范式转型的训练培养、知识形态与理论话语的创新创造，根本上要依托并落实于具有一定物质构造的教育组织体系的变革之上。在现有文科教育基于学科建制形成的“学校—院系—学科/专业—课程”自上而下的纵向组织体系及其现实性、稳定性、合法性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努力探索构建一批开放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由不同的学科—院系—学校共建合作、联合开展人才培养与科研攻关的知识群落、创新群落、项目群落等横向学术组织，并使之与纵向组织体系建立起“四通八达”的立交桥网络链接，形成推动通用的文理多维融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服务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高度融合的立体网络组织新架构，是面向数智文明时代文科教育组织体系变革的一个可以积极开拓的方向。

                         来源：《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4期